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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后，在蒋氏“迅予解决残敌”的命令下，第5战区各部向败退中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发起追击作战。

可在峄县一带，却与日军陷入了相持。

蒋氏还没急，一直跟在蒋氏身边儿晃荡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和美武官史迪威上校却急了。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

而在峄县一带，第5战区的部队不仅攻击乏力，甚至还有意识的放缓了进攻节奏，这让法肯豪森将军和史迪威上校急了。

他们一人捶桌大吼，一人猛抓头发，对蒋氏强烈表示，要对日军发起猛烈进攻。

对于法肯豪森和史迪威的建议，蒋氏表示接受，但他同时也认为李宗仁的做法自有其道理。

李宗仁对第5战区在峄县一带进攻节奏放缓的解释是：

其一、第5战区战线过长，处处薄弱。虽经连日攻击，但收效甚微。要想歼灭敌军，很难如愿。

其二、日军凭借峄县附近的山地为据点，与枣庄互为犄角，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防御体系，以第5战区现有的装备，很难攻取。

其三、抗战初期的方针是避免与日军进行阵地战，而应以运动战消耗日军的兵力，集小胜为大胜。

因此，第5战区的部署是，以少量兵力配置在峄县、枣庄一线监视日军，主力集结于便于机动作战之处，一面破坏日军后方补给线，一面派出小部队进行游击，诱使敌人进至预先设伏地带，然后再将其歼灭。

当然，李宗仁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讲在明处，那就是第5战区仅有的一支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20军团不怎么听招呼。

汤恩伯打仗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处于侧击位置；二是，日军被其他部队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才会出击。

在峄县一带，是要与日军打一场硬碰硬的阵地战，这不符合他出击的两个先决条件。

其他部队，由于在台儿庄之战中损失惨重，又没有多少用于攻坚的重型装备，因此才会攻击乏力。

换句话说，李宗仁不是不想趁着台儿庄大捷之威，迅速歼灭溃逃的第5师和10师团。可现实就摆在面前，第5战区的部队经历了台儿庄之战后，实在是打不动了。

从表面上看，李宗仁的第5战区下辖的兵力确实不少。

共计有桂军李品仙11集团军和廖磊21集团军、孙仿鲁的第2集团军、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孙震的22集团军、韩德勤的24集团军、徐源泉的26集团军、庞炳勋第3军团、冯治安的19军团、汤恩伯第20军团、张荩忱的第59军等部队。

从番号来看，共计有7个集团军3个军团加一个军，规模不可谓不大。

可从实际兵力来讲，这么些番号的部队，一共才有24个师加3个旅，兵力又少得可怜。

而第5战区的辖区又过大，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

如此一来，李宗仁就得把部队平均部署，相对能够集中起来的部队并不多。

尤其是桂军主力的第7军和48军由于在淞沪会战遭到重创，兵力折损了一半有余，已经不堪大战。虽然又紧急从广西抽调了15个团的兵力补充进来，但这些都是新兵，战斗力远远不能与老兵相比。

因此，李宗仁只得把第7军和48军部署在浦口一线，想以桂军善于打游击的特点阻敌北上。

被李宗仁部署在台儿庄一线的第2，第22、第3军团、第20军团和59军，在台儿庄一战中，同样损失惨重。

第2集团军虽然番号很大，但实际上仅有三师一旅的兵力，在防守台儿庄正面的战斗中，已经折损大部，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

第22集团军在滕县一战中，同样是损失惨重。

庞炳勋的第3军团，其实仅有一个师一万五六千人的兵力，在连续经过了两次临沂的保卫战后，其实力已经折损到了八成以上。

张荩忱的第59军虽然兵力雄厚，但同样是因为两次救援临沂，部队也损失过半。

只有汤恩伯的第20军团，虽然损失同样不小，但根骨尚在，仍具有一战之力。

但由于上文所说汤恩伯出战的两个先决条件都不具备，即使李宗仁强令汤恩伯出战，汤恩伯恐怕也不会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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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个仗就真的打不了吗？

那倒也不是。

如果就是要打，第5战区的部队倒也不是就拿不下惨败之余的第五和10师团。可付出的代价必定是惨重的。

如果倾尽第5战区之力，歼灭了日军这两个师团，而由蒋氏增派的后续部队还未赶到战场，那么，在鲁南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若日军从华北迅速抽调兵力，沿着津浦线迅速南下的话，还没来得及展开的徐州会战就将化为泡影。

李宗仁的部署，蒋氏在内心是认同的。因为蒋氏从日军进攻鲁南，仅派出了两个主力师团的情况分析认为，日军对鲁南的战局似乎并非多么热心。

如果说，在台儿庄大战之后，蒋氏和李宗仁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随着蒋氏增派的二线部队陆续到达徐州一线，局面发生了变化。

因为日军突然发现，在徐州周边集结着大量的中国部队，数量达到了几十万之多。

若能将这大量的中国部队歼灭，那日军则可以顺势占领徐州，然后占领郑州，沿着平汉线南下直取武汉。

若能占领武汉，日军认为，大事定矣。

1938年4月7日，日军为了要在徐州展开一场会战，决定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抽调4个师团向陇海线进攻。

其中，以3个师团南下进攻徐州，以一个师团从兰封向商丘方向攻击前进，其意图在于切断中国部队的退路。

这个师团，就是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

为了让14师团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日军华北方面军从各师团抽调机械化装备全部配置给14师团，使得14师团成为了日军中除第5师团外，第2支摩托化师团。

同时，为了配合华北方面军作战，日军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师团从南面策应作战，意图在于占领徐州和贯通津浦路全线，歼灭第5战区部队。

日军虽来势汹汹，但没有必胜的把握。

1938年4月15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特意飞往北平，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进行了密谈。

其密谈要旨有三：

其一、从日本本土、朝鲜、关东军抽调10万兵力入关参战，作战目标仍然是集结在徐州周围的近60万中国部队。

其二、若在1938年6月仍未能攻占徐州，则改变进攻方向，不从津浦线方向进攻，改为从徐州与郑州之间的陇海线寻找突破点。其三、若在徐州、郑州之间突破陇海线的计划未能实现，日军则将全部退回黄河以北，先稳定山西、河北、山东的局势，然后再伺机南下。

日军频繁调动兵力的情报传到李宗仁的耳朵里时，李宗仁感到了一丝不妙。

由于日军后续部队的不断加入，固守在峄县、枣庄一带的日军10师团兵力得到了加强，不仅稳固了阵地，并有逐步向前推进，重占台儿庄的趋势。

李宗仁担心的并不是日军要重占台儿庄，而是推在一线的日军第十、第五师团并没有发起全力进攻的态势，反而是有意识的在拖住台儿庄正面的中国守军。

这里面的问题就大了。

按照日军一贯的打法，当正面部队具有优势的时候，定会直接发起攻击，以第十、第五两个精锐师团作为牵制性部队来使用的范例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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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第十、第五师团在正面拖住中国守军，然后派出精锐部队偷袭中国守军的后方。如果任由日军渡过运河，偷袭了台儿庄守军的后方，那徐州会战大势去矣。

其实，当时台儿庄一线守军的隐患还不仅于此。

当时，蒋系部队在打防御战的时候，有两个弱点。

一是，部队都喜欢沿一线配置，缺少纵深阵地。

这种部署的缺点是，一旦一点被突破，那就全线崩溃。

第2个弱点是，非常害怕被对手抄了后路。一旦听闻后路被端，或仅是听到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守在前方的部队就会一哄而散。作为久经沙场的宿将，李宗仁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既然如此，那为何李宗仁还会把后方派来的增援部队仍然顶到一线呢？

其实，李宗仁也有苦难言。

一是，由于日军想要渡过运河，包抄台儿庄守军后路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李宗仁只能抽调兵力四处补空。

而日军的兵力也很雄厚，李宗仁派兵堵一处，日军就换另一处。

就这样，双方的战线以台儿庄为核心，向两翼不断展开。

这种打法，即使李宗仁有再多的兵力，也不敷使用。

二是，在台儿庄正面的第五、第十师团在加强了兵力之后，攻势猛烈，使得守在正面的中国守军根本撤不下来。

不仅撤不下来，反而要向正面不断的补充兵力。否则就有被日军突破一点，进而造成全线崩溃的危险。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其实李宗仁已经按照日军的节奏来走了。这在一场大战中，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意味着，李宗仁的第5战区丧失了此次战役的主动权。

对于这一点，坐镇武汉的蒋氏和新桂系的白崇禧和刘斐都看在眼中，急在心里。

为此，白崇禧和刘斐带着蒋氏的命令赶赴前线，要求李宗仁撤兵。

可说话容易做事难。

在台儿庄一线，双方的兵力已如犬牙交错般缠在一起。任何一个点撤退，都有可能酿成全线的总溃败。

而且，李宗仁有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既然日军想要突破运河防线，进而包抄台儿庄守军的后路，那么，他为何就不能派出部队深入日军后方，给日军也来个反包围呢？

因此，虽然刘斐百般建议，但李宗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把部队不断派上一线，并没有在台儿庄后面布置纵深防线。

不得不说，这是李宗仁在徐州会战期间犯的一个错误。

但也不能就此来过多批评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后，参战各部杀敌之气高涨，都想要在徐州地区打出第2个台儿庄大捷来。这不仅是全国民众的期望，同样也是世界民众的期望。

因为世界各国民众都希望中国能打一次大胜仗。

在台儿庄大捷后，无论日军如何粉饰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是一次差错和失误，但世界民众都不理不睬，无不在大力宣传台儿庄大捷。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李宗仁再冷静，恐怕他也只能因势利导。

而且，由于台儿庄正面双方战事焦灼，相持不下；运河防线，仍然被中国守军牢牢守住，徐州会战并未显露败相，这也是李宗仁想要再次取胜的底气。

可这一切都随着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突破黄河防线出现了逆转。

土肥原师团突破黄河防线，对于第5战区来说，有两个威胁。

一是，切断了由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会战的补给线。

换句话说，第5战区被日军切断了退路。

其二，第5战区被一分为二，无法南北呼应，配合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李宗仁再不情愿，也只能撤兵。

如果说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会战存在着对敌情判断不明的失误。

那么，在徐州大突围中，第5战区所表现出来的战术素养则可圈可点。

土肥原师团突破黄河防线后，日军大本营、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和由日军大本营派来的战争观摩团一阵欢腾。

他们认为，集结在徐州周边的这近60万中国部队将要被全歼。

可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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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的撤退部署是，除以少部兵力继续留在徐州牵制日军外，主力并没有按照日军设想的那样向津浦路南段或陇海路西段撤退，反而挥兵向北，向日军后方挺进。

为此次徐州会战，日军虽然也集结了近30万兵力，编织成了一张大网。但相对于徐州周边的广大区域而言，这张大网简直就像一个处处都是窟窿眼的筛子。

徐州守军化整为零，以师、团为单位，分路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这种离心式的、蛛网般撤退战术让日军目瞪口呆。这是其一。

其二，日军在此次进攻同样犯了大错误。

由于南北对进的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都想抢占领徐州的头功。因此，他们对追击撤退中的中国守军并不热心，反而对由谁占领徐州热衷非常。

待到占领徐州后，日军这才反应过来，要继续去追击撤退中的中国部队。而中国部队此时早已撤的无影无踪。

因此，在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军大本营派来的观摩指导团面对双方战损比的时候也无可奈何。

为了此次会战，日军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可竟然连一个成建制的中国师都没有抓住，战果微乎其微。

正是由于日军在徐州会战并没能实现其歼灭第5战区主力的意图，这才直接引发了武汉会战。